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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风杨柳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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羽戈:恶法之死与中国式冤人  

2010-12-29 19:22:13|  分类: 社会评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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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志刚:一个人的死与一部恶法的死

  七年过去,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孙志刚的名字?将这三个字置入搜索栏,跳在最前面的条目却是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孙志刚被免去职务。与孙志刚同名者多矣,这的确是一个碌碌无奇的名字。然而,检索这十年筚路蓝缕的中国法治进程,2003年的灾难春天,那个叫孙志刚的青年的死,却落成了一座平凡而崇高的路标,你无法绕过。

  2003年3月17日晚,27岁的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,在广州市天河区黄村大街被派出所民警带回询问,随后被当作“三无”人员,先后送至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、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。转到最后一站,孙志刚的尘世之旅便时日无多,他死于3月20日,开始说死因是心脏病,后被证明系遭同病房的被收治人员殴打致死。

  这样的案例,孙志刚绝非第一人,更非最后一人。近些年来,看守所频发神奇死亡,死难者皆是孙志刚的苦难弟兄。但是,死亡的无意义锁链,到了孙志刚这一环,出现了致命的断裂。他的死与一部恶法——杀死他的最大刽子手——的死,牢牢捆绑在一起。这是幸还是不幸呢,或者说,死者的不幸,成就了生者的大幸。

  为什么是孙志刚;为什么他的死亡能够化作火种,将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烧成灰烬?依稀记得,当年媒体争相报道孙志刚之死,焦点竟在于孙是一个大学生。换作乞丐、民工被打死在收容人员救治站,还能激起孙志刚式的剧烈效应吗?在孙志刚之前,不知有多少乞丐、民工的肉身倒在了他即将倒下的地方。这令人想起2010年复旦、清华博士挺身反抗非法拆迁的故事。“博士”之符号,成为了他们对抗公权力、吸引舆情聚焦的利器。两厢对照,微感苦涩。七年如一霎,在许多环节,中国依旧原地踏步。假如你不是大学生,不是博士,你的非正常死亡,你的破家悲剧,极有可能被权力与舆论不屑一顾,像一颗转瞬即逝的尘埃。

  诚然,孙志刚之死只是导火索,从1982年开始生效的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早已处在了暗流涌动的火山口上,世人对它旷日持久的批判、抨击令其根基四分五裂,令其心脏溃如腐鼠,爆发之日,即是陨灭之时。是故,有些人认为不必高估孙志刚的死难意义。但你可知道,中国有多少恶法,多少恶行,其处境都类似于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——譬如后来更臭名昭著的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?中国从不缺火山,只缺导火索,只缺以生命当火把的勇士,哪怕是被迫走上了断头台的勇士。

  评选这十年法治人物,一旦缺席了孙志刚的名字,其公正度就值得质疑。你可以遗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审查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的俞江、腾彪、许志永这三博士,却不能遗忘孙志刚,他用最惨烈的死亡,为一部恶法的崩溃撞开了一道决口,凝固为一个悲壮的先例:此后数年,诸多恶法的废除,皆循此与汝偕亡的悲剧路径。

  一个人的死与一部恶法的死,孰轻孰重?

  一个人的死与一万个苦难同胞的生,孰轻孰重?

  请原谅我们以轻重权衡孙志刚的死亡;请原谅后人在孙志刚的墓碑之上铭刻这样的文字:

  人之死,有轻于鸿毛者,亦有重于泰山者,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,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,换取恶法之终结,其死虽难言为舍生取义,然于国于民于法,均可比重于泰山。

  ——在恶法依然横行肆虐,法治依然轻于鸿毛的今日,我们只能这样抚慰亡灵,同时欺骗自己。


  佘祥林:中国式冤人

  佘祥林不是一个人。在他身后,是杨志杰、呼格吉勒图、赵作海、王子发……这个省略号的长度,取决于中国司法的公正度。如果刑讯逼供屡禁不绝,如果死刑核准权依然被滥用误用,如果依然以破案率、审结率考核司法工作人员,每一个中国无权者,都可能化作佘祥林身后的省略号里一个贱如草芥的点。

  当然,佘祥林本身的遭遇极具代表性,可谓中国特色的冤案的集大成者。除了未被判处死刑,他几乎经历了中国司法悲剧的一切环节。莫须有的案情,刑讯逼供,行政权(政法委)的强行干预,疑罪从有,上诉、申诉却被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打压——其实,只需其中一步,便可酿制一起冤案。当它们齐聚一处,佘祥林必定冤沉海底。

 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刑讯逼供。据佘祥林回忆:“当时我已被残忍体罚毒打了10天10夜,精神麻木,早已处于昏睡状态,且全身伤痕累累,根本无法行走站立,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尽快的休息一会,只要能让我休息一下,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,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顺应。”——十天十夜,耸人听闻。我最初读这一段报道,毛发悚立。可作对比者,是另一位中国式冤人赵作海所言的“当时生不如死”。赵的刑讯记忆,有一奇谈:警察在他入睡以后,把鞭炮放到他头顶点燃炸他。“当时头昏脑涨,能听见鞭炮在头上爆炸。他们一个一个地点。”

  佘祥林、赵作海之洗冤,并非基于司法权的纠错机制——目前来看,这种纠错机制犹如建在沙滩之上的豪华楼盘,中看不中用;而是,当年的“被害人”,连尸体都被发掘出来当作呈堂证供的“被害人”,居然复活,返乡,令冤情不攻自破。说白了,佘祥林、赵作海的故意杀人罪,连“莫须有”都算不上,压根就不存在。这冤案的制作,毫无技术含量,看来一心作恶的司法权还得多多锻炼。

  佘祥林案真相大白后,仍有许多看点,一是国家赔偿,二是追责机制。当年刑讯逼供佘祥林的一个叫潘余均的警察,在一块墓地,先割腕,后上吊,自杀身亡。死前,他用血在一块墓碑之上写下了“我冤枉”三个字。一个冤案刚刚昭雪,另一个冤案随即诞生。冤案连锁冤案,冤情覆盖冤情,这是何其鲜明的中国特色,就像他们对待谎言,不是用真相消解谎言,而是用一个谎言掩饰另一个谎言。

  不管佘祥林怎么不幸,但有一点,他没有成为聂树斌,沉冤莫雪,就死于非命。不论多么艰难,不论多么耻辱,能活下来,能见证正义之光射出黯淡的一角,这就是幸运,这就是胜利。我们与邪恶的斗争,很多时候,并不在于谁的力量大,谁能打倒谁,而在于,谁更坚韧,谁活得更长久。

  我常常想,为什么佘祥林、赵作海没有重蹈聂树斌式的极端悲剧呢。诚然,这里面有司法权和执法人员的良知发现在起作用。不过,追根究底,还是一个运气问题。将佘祥林置入聂树斌案的法律语境,也许他就不会获刑15年,而是死刑。

  当正义与运气挂上了钩,你除了祈祷,别无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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